近年，中国制造业创造了1/3的GDP总量，贡献了90%的出口总额，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就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中期，可以预见，未来10~20年制造业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正因为此，如何重塑中国的产业形象，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匹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市场支撑
　　中国快速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是面向全球需求模式的。从美国家庭到欧洲政府的“去债务化”，无疑倒逼中国产能寻找新出路。外界环境的变化已经给我国扩大内需形成了倒逼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指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面向外需的庞大生产能力，能否用很小的代价转为面向内需，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和挑战。
　　除了国外“前堵后追”，中国制造业还面临来自内部的双重挑战：一个是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转向海外；另一个是一些民间资本出现“逃离”实体经济现象。“这个新出路主要在国内。”
　　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历史性地突破了50%，达到51.27%，未来每年仍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将创造中国最大的内需。同时，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会带来一个快速增长的10亿人口级别的国内消费市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都未曾拥有过的。
　　专家们认为，调整出口和投资型的发展模式，转而发掘内生动力，向内需要发展是“中国制造”拥有的最大优势也是最大机遇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预测，“中国制造继续高速发展十至二十年没有问题”。
　　新比较优势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业原来的一些比较优势可能会减弱。而从积极的方向去考量，这也许正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必经过程。不可能一味靠成本因素抑或牺牲环境、资源支撑制造业的发展，也不应甘于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要掌握全球制造业话语权，就需要不断寻找、培植、提升制造业的“新比较优势”。
　　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主要体现在总量上，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朱宏任表示，当前虽然成本持续上升，但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并没有丧失，仍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首先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制造业已形成门类齐全、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强的产业体系，能够满足国内外市场多种层次的需求。考虑到综合配套成本，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还很强。另外，中国制造业国内梯度转移的空间也很大，沿海地区一些制造业通过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已获得持续的低成本优势。同时，中国劳动力资源仍很丰富，劳动力成本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比发达国家仍低很多。
　　面对制造种类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客观现实，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进制造业和信息业的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推进自主创新，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不断完整的产业集群、不断增强的基础设施等等，仍旧是中国制造业未来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优势所在。
　　转型升级
　　“有人说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就像一个微笑型曲线，一端是研发、专利、品牌标准制定，另一端是市场营销、服务，中间是加工制造。而中国制造业的大量企业就集中在中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无数实例证明，在产业价值链中，谁掌握了高附加值部分，谁就能在获利上不断创新高；倘若长期停留在代工层面，便只会获取微薄利润。因此，唯有加速转型发展高附加值产品，提升研发能力，开发品牌，朝“微笑曲线”两端发展，才会开辟出突围制胜之道。
　　如果简单了解一下近几十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轨迹不难发现，这几个地区存在着相似之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进行了经济的转型。拿日本来说，60年代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收取低廉的加工费。70年代进入自主开发阶段，实现在主导产业的技术突破和创新，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成功转换。80年代，日本又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新战略。再大力开发尖端科技，从而推动了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完成了“日本制造”向“日本创造”的成功转型。
　　国际模协秘书长罗百辉表示，从日本等外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归纳学习，举一反三，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方向很明确：就是产业链整合、技术创新、人才和品牌。现在已经到了产业倒逼企业实现自我升级的关键时刻。
　　两会”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要推动产业从低端向高端转变，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用高新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而这正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和提升的方向。
　　[资料链接]
　　中国制造升级所需政策环境
　　2012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
　　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加以细节性、系统性引导。
　　政府应支持企业通过创新、培养人才等手段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应对制造业降低税负及物流成本。
　　要发挥金融体系的作用，引导制造业重回实体经济舞台，进入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内需型增长阶段。
　　继续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市场的公平待遇制度以及消费者利益保护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