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载：“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香犀花海、宝货充盈”。清代广东文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这样描述开埠盛况：“洋船争出是官商……银钱堆满十三行。”广州，作为中国外贸的一个标志，早在几百年前便已形成。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大面积实施海禁，对外交流的通道一是经中亚入京城，另一个就是经大洋入广州。1757年，清朝乾隆皇帝诏告天下，划定广州十三行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十三行是清朝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半官半商”的垄断机构。至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止，广州独揽中国外贸85年。

聪明务实的广州牢牢抓住了这个难得的“皇家恩典”，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商业历史，并且使这个城市和它所代表的国家的商业文明远播天下。85年的垄断外贸地位，给广州带来了无比繁华，在1850年的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列第四位，直到1875年，广州尚在世界第七的位置上。美国《华尔街时报》曾经有篇报道称：广州十三行的伍浩官不仅是广州首屈一指的富商，而且还是世界上少有的富翁之一，他拥有资产2600万银两。几乎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被当时的西方商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是人们对广州开埠后繁华的描述。

整整200年后，也就是1957年，当中国面临财政赤字，社会建设所需物资极度匮乏时，中央政府再次把垄断性质的外贸经营机构放在广州，借助香港的“国际通道”地位跟外国人做生意。在当时的观察家们看来，是那么顺利成章，但在今天，当我们把这两段历史放在一起考量时，不得不慨叹于历史惊人的相似与巧合。

在封闭与开放间徘徊的国家进程中，当一座城市源远流长的商业底蕴与一个国家强烈的通商需求结合时，便会擦出耀眼的火花，十三行的出现如此，从1957开始年的广交会亦如此。

1957，锁定广州？

2006年的广州，流花路展览馆外，正在布置着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百期大典，50年不间断的商业盛会里的种种细节，被人们不厌其烦地搬上报纸、电视，事无巨细。这些琐碎的记忆正串联起一部完整的新中国对外贸易史。

从十三行到广交会，不管国运如何变幻，政治如何跌宕，广州始终连通着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对接两股怀旧的脉络，清晰呈现的，不仅仅有被时间灰烬遮掩的城市面目，更有近代中国循环往复的通商故事。

成立之初的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只有两条通道：一条是从莫斯科到北京；一条是从香港、澳门进广州。前者承担更多的是政治功能，而后者则主要用于经济交流。1952年，莫斯科经济会议以后，英国48家集团来中国访问，先头人物就是从澳门进来，经广州，一路北上。

1952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兴起，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开始了工业化，大量建设物资如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进口需要外汇。当时，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坚持实行敌视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0多个，中国对外贸易处在初始阶段。

对于一个充满激情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来说，经济上迫切需要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封锁，换取硬通货，支持国家建设。而要达成这一目标，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智慧：1957年，就是广州了。

而此时邻近香港、澳门，一贯不擅长讲政治的广州安静地躺在南中国的港湾里，潮湿、陈旧。难得的热闹来自于举办了两年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从香港、澳门回来的亲戚，抢购内地的红薯、药材、陶瓷。

1956年6月，时任外贸部广州特派员的严亦峻先生经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同意后，以特派员的身份用电报的形式向外贸部请示，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电报受到外贸部领导的重视。随后，电报送周恩来总理批阅。同年9月，国务院批准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名义主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这便是广交会的前身。此后，严又建议外贸部每年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最后得到批准。从此，开启了广州长达数十年的独一无二的外贸地位，造就了广交会“中国第一展”的盛名。

一名老广州在谈起短缺年代的广交会时，印象深刻地说：“那个时候开广交会就像过大年一样，全城都要大扫除，要挂红匾横幅，张灯结彩。参加广交会的人都要穿西装。副食供应相对也会丰富一些，如果一个人胸口别着广交会的参会标志，要买副食品就没有限制。晚上灯火虽然没有如今灿烂辉煌，但却吸引着普通的广州人跑到珠江边欣赏难得一见的夜景……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盼望着广交会的到来。”

广交会从未间断的奇迹

在“向资本主义国家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伟大光环下，广交会维持了从未间断的奇迹。当我们搜寻历史细节时，便发现，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如一滴油墨，滴落在广州，同时在广袤的中国大地慢慢晕开。

1978年之后的中国，开始专心搞经济，而广交会也开始全面地去政治化，名字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机关改为广州对外贸易中心，实行企业化的经营管理，到1989年，结束了国家财政拨款办交易会的历史。1982年，缩小规模、缩短会期，虽然成了最冷清的一期广交会，但不再搞欢迎宴会，简化礼宾，国家形象工程色彩越来越淡。

1988年，中国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责任制，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地位终于得到确立。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主角，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最终到了企业。在国家信誉的支撑下，广交会为珠三角、长三角大量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向世界铺设了一条最便捷的道路。到2004年，广交会本身的展览规模已跃居世界单年期展会第二位。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贸经营权进一步放开，更多的企业涌向交易会，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跳向国际市场。广交会的门票成为稀缺资源，会馆外开始出现倒卖摊位的“黄牛”。每年的广交会，成了广州城最盛大的节日，卖玉米、板栗的小摊贩在会馆外尽情地吆喝，大学生们在展馆外排起了长长队伍，寻求翻译之职，有头有脸的星级大酒店也在门口排队卖起了盒饭。

广交会不仅为广州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还为全中国的企业家们带来了极大的商机。

现在已经发展成中国厨具第一品牌的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茅理翔回忆他当年把一个濒临倒闭的镇办工厂，发展成世界最大的点火枪生产基地时，对广交会充满了深情。他回忆自己在1989年第一次想进广交会时，社会上还瞧不起乡镇企业，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杂牌，或者是稀稀拉拉的作坊，想搞一张广交会进馆证都十分困难。在第一天靠着一辆小轿车和西装革履，捏着高级皮箱，与外商“哈罗中国人哈罗”几声，装得像老朋友似的，挤在外商间混人展区。但后来却因为拿着点火枪不停地打火招来生意，惹恼了当时参团的一位国企领导，不但把他的点火枪箱子没收，并把他叫到保卫科，罚了300元。

但是从那以后，尤其是从1992年之后，他成了每届广交会各外贸公司争抢的老板。凡是做点火枪的老外，后来都认识了他，他的点火枪冲出了国门，外销量年年增加，最后成为浙江省出口百强、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先进单位。点火枪就是这样打出了全球销售第一。

茅所在的宁波市，自1993年第73届广交会组团出现重大调整后，也首次以交易团名义在广交会上亮相。在广交会的带动下，宁波外贸开始快速发展。1996年，广交会宁波团展位突破100个，2005年第97冒广交会宁波团展位突破1000个，规模列全国第8位。广交会当仁不让地成为宁波外贸发展的“第一引擎”。

广交会不但为中国的企业带夹了创造物质财富的机遇，也为中国的企业字号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在1997年之前，中国是大多数企业不知道什么是IS014000，可是在那年的广交会上，广东一家企业因实施了这一规则而一下子被外商看中，拿下近十亿元人民币的订单后，中国的企业家被震动了。原来这个跟保护环境有关的质量认证体系有如此巨大的经济效益！从那以后，许多中国企业开始重视环境保护，按照ISO14000的要求打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同样也是在广交会，中国企业在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了解到品牌的力量，了解到知识产权的力量，甚至因为落实订单，与外商一起对生产过程中的每一环节作出改进，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这些巨大的精神收获，就不是一些数字所能简单的计算出来的。

全世界的采购商们冲着便宜的“中国制造”蜂拥而来，会期结束，参展的企业拿到了足够做满一年的订单，回到各地的工厂，埋头加工去了。在广交会的平台上，一拨又一拨的富豪流水线般诞生，广州城也同样赚得盆满钵满，盛景恍若当年的帝国十三行。

“内需来了”！一个外贸展会的特殊历史使命

金融危机来了。

从纺织服装，玩具、日用品到各式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我国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的中国制造企业迎来了艰难的发展时期，广交会——“中国制造”最集中的展示窗口，也迎来了它作为外贸展会的特殊历史使命时期……

长期以来，外贸企业曾经“一心向外”，对内资零售商毫无兴趣。 在广交会、华交会(“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各大展会上，外贸厂商一听说客户是来自国内的零售企业，连份宣传材料都不愿给，原因在于，内地企业长期以来的信誉问题与零售业的诸多“潜规则”不为这些外贸厂商所认同。

加工企业恐慌了，没有订单，大批的产品积压。而与此同时，内地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在抱怨，为什么总也买不到物美价廉的产品？

正是金融危机四处蔓延的2009年初，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1至2月我国外贸出口总值1553.3亿美元，同比下降21.1%。整个中国沿海的外贸仓库里，都堆满了滞销的各类出口商品——从芭比娃娃到针织毛衫，应有尽有。

一群内陆连锁超市的老板们组团到东莞考察，他们站在一个货物堆积如山的外贸工厂仓库门前，十分光火：

“看看这些商品，才知道我们超市里卖的那些都是垃圾。”一位连锁超市的老板拿起一只做工精良的文具盒，大声叫喊。他大惑不解的是，自己有200多家专业的中间商负责供货，但收到的货品价格奇高，质量却十分一般——比起他手头拿着的这只文具盒相差甚远。

侯翠英——山东家家悦连锁超市的采购总监，一口气采购了500多万元的外贸商品：一种质地良好的牛仔裤，如果通过中间商采购，进货价格高达50-70元一条；但她从外贸企业以20元出头批了两万条牛仔裤回去，定价49.9元摆放在家家悦150多家门店里，很快被抢购一空。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些外贸商品！”想到500万元货品所剩无几、这三个月战果丰厚，侯翠英由衷地感慨。

穷则变，变则通。

刚刚结束的09年秋季广交会，大门终于向内贸企业敞开。中国内需的引擎就此启动。

侯翠英刚向一家外贸厂家下了订单，后者生产一种内贸市场没有的水鞋，用PVC材料制作，非常漂亮。侯翠英选定产品款式、型号和数量，先支付20%-30%的订金，再以全额现金支付的方式，向外贸厂家采购。

湖南步步高，也已在赴广东“外贸抄底”过后，陆续和十多家外贸厂商建立了相对稳定、现金交易的供货关系。

金融危机的到来，让本来很少互相理睬的外贸工厂和零售商，最终走到了一起。

“未来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的第一大市场。外贸商也该适应变化，转向内销了。”一位老板如是说。

新的模式，等待着广交会去探索。广交会必将随着中国商人和中国商业模式的转变而经历一次新的转型。

150多年过去了，广交会的使命从来都是如此艰巨。很少有展会，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地图和未来趋势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而广交会做到了。

从另一个角度因广交会而浮出水面的“中国制造”，在商业信誉、产权保护、品质提升的路上同样任重道远。这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会展所能承担的，但广交会因其国家公信力的保障，无疑是这条路上的一个风向标。50多年后，再有人回顾这个会展的历史时，也许看到的将不仅仅是一个会展的宿命，更是一个国家在复兴道路上的标签。(文 马静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