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角度，或者从化解当前经济矛盾的角度看，中国的消费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海内外各方人士的高度关注。这是为什么？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真有那么容易吗？就目前而言，在中国，至少有五大矛盾或者说五大关系需要妥善处理，惟有如此，才能使消费需求这一招棋走好走活，走出多边共赢的新局来。

在分析五大关系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些相关背景与数据信息。

据报道，美国财长盖特纳近日在北京发表演讲时说，在中国，正如你们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的，可持续的增长需要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从外部需求到国内需求、从投资和出口密集型增长到消费导向型增长的转变。盖特纳是继英国媒体人马丁·沃尔夫和美国学者克鲁格曼之后，对中国的消费需求予以特别关注的美国官方人士。

而马丁·沃尔夫早在去年10月就曾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将过剩的储蓄或者变成高回报的投资，或者由世界上的穷人进行消费。当然，极力扩大内需也很关键，任何处于当前形势下的国家都有理由这么做。而持有相似看法的克鲁格曼最近也表示，我们必须有一种机制，让中国创造更多的内需，而不再依赖通过贸易顺差积累财富。而美国也应该增加储蓄率，来适应新的环境。

从马丁·沃尔夫到克鲁格曼再到盖特纳，这三个人开出的药方虽有不同，但基本思路都差不多，就是要穷人消费，让新兴经济体扩大内需。为何这些来自发达经济体的传媒界，学界，以及官方人士，对中国的外贸和内需会有如此意见与建议呢？恐怕与下面这组数据有关。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中国在1990年的外汇储备是110.93亿美元。到1996年，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1050.49亿美元。到2000年，外汇储备为1655.74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13.9倍。同期美国的贸易逆差是，1990年780亿美元，1997年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1016亿美元。2000年3795亿美元，10年间也增长了3.9倍。这是小基数的比较。

中国加入WTO后，外汇储备的增速更为惊人。2001年为2121.65亿美元，同比增长28.14%。2002年2864.07亿美元，增长34.99%。2003年4032.51亿美元，增长40.80%。2004年6099.32亿美元，增长51.25%。2005年8188.32亿美元，增长34.25%。2006年10663.44亿美元，增长30.23%。2007年15282.49亿美元，增长43.32%。2008年19460.3亿美元，增长27.34%。

从2001年到2008年，外汇储备增长了8.17倍。这可是一个大基数的增长。

同期美国的外贸逆差是，2001年3670亿美元，同比减少3.29%。2002年4244亿美元，同比增长15.64%。2003年4994亿美元，增长17.67%。2004年6154亿美元，增长23.23%。2005年7136亿美元，增长15.96%。2006年7573亿美元，增长6.12%。2007年7078亿美元，减少6.54%。2008年6692亿美元，减少5.45%。从2001年到200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在越过了2006年的峰值之后，仍增长0.8倍。

这里以中美两个贸易伙伴为例，不厌其烦地列出两组数据。这两组数据虽不具有对应关系或因果关系，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其自身原因，而外汇储备也不等于外贸盈余，它还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热钱等因素，另外还跟各经济体的货币地位与汇率政策等有很大关系。但外贸盈余毕竟是影响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尤其对新兴经济体和外需依存度高的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因此，这两组数据放在举债消费的发达经济体面前，就显得特别扎眼了。

在这种情况下，呼吁中国由外需转向内需，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来实现经济增长，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在中国，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早在2005年就已被列为主要经济政策之一。为什么现在会受到特别关注呢？因为自去年以来，外部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正面一系列临新的挑战，一些新老交错的复杂关系亟待处理。

首先是内需与外需的关系，特别是城乡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与外部需求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十分棘手。据相关研究，在中国，出口每增长1%，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68%、拉动投资增长0.74%。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看，外需的急剧下降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构成了威胁，也对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稳定外需已成为当前稳定内需的关联措施之一。

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目前的贸易总额还不到全球的13%，其增长空间至少还有7%。也就是说，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无论对世界经济还是对中国自身，都有好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再要寻求内外需关系的新平衡点，避免经济因急剧转型造成的剧烈波动，将有很大难度。

其二是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如何把握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从政策效果看，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见效快、影响面广的特点，而消费的影响则要缓慢许多，隐蔽许多。所以在刺激经济时，最便捷省事的做法是扩大投资。但投资意味着增加供给，要受到最终消费需求的制约。另外，还有一个综合效益问题。

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的情况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措施，无疑是从供给的角度，通过扩大投资来增加就业、提振经济。这些措施也确实起到了初步效果。但从最新进展看，政策似乎有了细微的变化。近期出台的汽车家电下乡，以及城市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措施，显然是从最终消费需求的角度，切入了问题的核心。而只有消费需求真正被带动起来，经济增长才能步入良性轨道。

其三是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是消费扩张的前提。如何调整国民收入中一次分配的比例，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按照市场化原则，理顺企业的成本与利润关系，保障企业员工的收入权益，也是扩大消费需求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据相关部门信息，目前中国人口中，约有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而在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中，近10年来，企业占比从13%上升到22.5%，政府部门上升两个百分点，而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则有明显下降。这些数据表明，这样的财富分配结构对扩大消费是不利的。只有切实提高社会大众的收入，才能使中国经济有序地向消费导向型增长模式转移。

其四是消费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和消费预期的重要条件。目前中国的储蓄率大约在50%左右。储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与社会保障不足有很大关系。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处在什么样的水平，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有很大影响。因此，适度提高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水平，将会触发城乡居民巨大的潜在消费能力。

其五是消费与现代服务业的关系。在影响消费需求的诸因素中，服务业的品种结构、质量标准，安全性能，以及便利化程度等，是当前城乡居民反映最多的问题。目前，服务业主要还以生产型为主，文化、娱乐、休闲等生活消费性服务业相对滞后。相应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因而，从体制机制与整个行业的业态上，完善现代服务业，也将会引发巨大的消费需求。

由此观察，中国经济要成功实现向消费导向型转移，只有化解主要矛盾，妥善处理好影响消费需求的复杂关系，才能化危机为转机，走出一盘活棋来。